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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面源污染要突出区域性系统治理 |
| 加入时间：2025-10-26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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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置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统筹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力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为系统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不仅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守护绿水青山的基础支撑，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对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近年来，我国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连续部署开展治理攻坚战，在政策布局、技术探索和部门协同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和乡村生态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制度体系日趋完善，构建综合治理新格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持续发力，围绕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养殖污染等突出难题，出台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文件，推动各地从“单点治理”转向“系统管控”，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试点示范成效显著，探索出多元治理新路径。全国诸多试点地区率先开展监督指导机制探索，初步建立起“监测—溯源—治理—评估”闭环监督治理体系。600多个畜牧大县完成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173个监测评估试点探索建立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体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文水通过系统施治，实现磁窑河裴会断面总磷、氨氮浓度均大幅下降。这些实践不仅验证了监管技术路径的可行性，也为全国层面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部门协同高效有力，形成多方联动新机制。国家层面明确各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长江、黄河流域推动建设200个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县，农业农村部打造128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水利部持续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形成了跨领域、多层次的协同治理网络。这种“一盘棋”的工作机制，有效避免了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的问题，展现出集中力量推进面源污染治理的体制优势。
准确把握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内在规律
当前，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影响区域水土环境质量的重要瓶颈，其对生态系统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要破解这一难题，不能仅靠末端治理，必须深入把握其发生、迁移和转化规律，从本质特征出发，提升治理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污染发生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与点源污染不同，农业面源污染来源于广域的农业生产活动，肥料、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以及畜禽水产养殖废弃物、农作物秸秆等处理不及时或不当，所产生的氮、磷、有机质以及重金属等，在降水、地形的驱动下，通过径流、渗漏、土壤侵蚀等途径进入自然环境。这一过程高度依赖自然条件，在空间上分散、在时间上断续，污染负荷呈现显著的随机性和突发性，治理效果亦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这意味着治理策略须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应对不同水文年和气候条件下的污染风险。
关键源区呈现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特征。“20%的区域贡献80%的污染负荷”这一规律在面源污染中尤为明显。这些关键源区通常位于高程变化剧烈、距离水体较近、土壤易蚀或化肥农药投入强度高的农业用地，不仅是污染产生的“热点”，也是污染物向水体迁移的必经通道。识别并优先管控这些关键区域，能够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减排效果，成为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这要求我们必须从“四面出击”转向“精准狙击”，将有限的治理资源投入到最关键的区位。
治理策略亟须体现系统性和流域性。面源污染的本质是流域物质循环失衡的体现，其治理必须打破传统“就污染治污染”的片面化思维。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从坡耕地到河岸缓冲带，从沟道到河口，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贯穿整个流域生态系统。因此，治理需统筹农业布局、土地利用、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等多重要素，通过系统配置林草缓冲带、生态沟渠、湿地系统等“绿色+灰色”基础设施，实现从“源头减量—过程阻断—末端治理—循环利用”的全链条管控。也就是说，唯有坚持流域视角、系统治理，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面源污染加剧的趋势。
以科学举措破解农业面源污染难题
为协同推进美丽中国与农业强国建设，亟须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心聚焦于关键区域，创新运用“测—查—划—治—评”五步法与治理清单相结合的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有针对性地施治于对水土环境质量影响最显著的流域与区域，以集中力量解决核心矛盾，为维护城乡居民“水缸子、米袋子、菜篮子”提供保障。
首要环节在于建立问题发现机制。应以水土环境质量监测为基石，精准锁定氮、磷等营养盐超标的水体，涵盖定类因子为氨氮或总磷的劣v类断面、汛期污染强度突出的河段、氮负荷显著的入海河流及硝酸盐超标的地下水等。同时，积极整合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现有监测网络资源，探索将科研监测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治理线索，并建立年度公开向社会征集面源污染问题清单的机制，强化综合研判，为准确识别突出区域提供多源信息支撑。
关键问题在于开展“水陆统筹”的精细化污染源调查。在氮磷污染问题突出的断面汇水区内，需综合考量所涉行政单元的种养结构及防治现状，通过沿河湖实地排查、走访农户，并结合地面监测、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手段，全面调查农田退水、畜禽粪污溢流或超量还田、水产养殖尾水治理等状况。同时，采用空间嵌套式布局，重点加强对流域出入口、种植与养殖核心区周边水体的补充监测，深入解析污染成因，科学区分人为影响和自然因素各自的作用大小。
核心任务在于依据“排放—传输”双控原则划定优先治理区域。通过对目标区域农业生产活动水平的深入调查，识别出污染物排放高位区域，再借助流域水文传输过程的数学模拟，精准定位那些农业源排放高且与水文通道空间高度重合的关键源区。进而对关键源区进行污染源解析，并依据行政区及污染源类型（如农村分散生活源、规模以下畜禽养殖业以及种植业等）进行贡献率排序，最终将贡献率最高的行政单元或污染源类型确定为优先治理对象。
实施路径在于推行“分区分类”的系统化治理模式。须严格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相关要求，明确地方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根据不同污染类型分区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动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在种植业重点区，深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优化布局，系统推进“源头减量—过程拦截—末端治理—循环利用”工程。同时，在养殖业重点区，则以土地消纳能力为基础合理规划养殖规模，加快推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循环，提升土壤地力。
根本保障在于健全“奖优罚劣”的绩效评估与长效机制。必须统筹环境质量改善与粮食安全双重目标，探索将突出区域面积削减率等指标纳入监管体系的政策依据与操作路径。研究制定科学的治理绩效评估标准及规范，将防治任务完成情况与财政转移支付、生态环境资金分配直接挂钩，对成效显著地区予以倾斜激励。同时，坚决遏制并从严追责那些借治理之名行“无猪县”“无猪市”等乱作为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确保治理工作的科学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耿润哲 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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